而当时的袁世凯支持变法却不可能亲日，他长期是在对日的第一线，并且成名和发展于对日的军事和外交行动，他当时的政治资本也是自己与日本的抗争所积累的，维新人士对于日本的态度是足以让有头脑的支持者立场转变的，当然对于有对日特别经历又与李鸿章、荣禄等人有特别渊源的袁世凯，这些事态的发展就更足以让他的立场和观念发生转变了，变法有识之士都支持，叛国可就是公敌了。

而那时的袁世凯还不是后来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他还是一个30出头的人，是有血性的年龄，而维新人士提出的要日本等列强支持的时间也是在袁世凯见皇帝和告密的这几天内发生的，所以告密不是简单的像他的政敌丑化成为叛徒那样的事情，内心信念的改变与贪生求荣的叛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你有机会看不再播放的《走向共和》电视剧，看里面梁启超在袁世凯政府中的行为，就知道这个不简单的内涵了。

变法者依持列强的支持，尤其是日本的支持，目标是剥夺现有权力者的权力，已经完全陷入了血腥的权力斗争之中，其结果一定是一个报复的过程，这样的报复也逐步走向了疯狂，包括攻击使馆，杀害大使等等违反国际外交准则的极端愚蠢的行为，反而授列强以口实，造成了国家的更大的灾难，

任何一次的改革，都是要与权力基础的根本利益集团的最终利益取向相一致的，否则就是只能通过革命打倒这个利益集团，就如利益集团的绝大多数人还很穷的时候，就一定要反对私有化，因为他们没有钱，等他们都捞足了以后，就有了私有化的主动要求，所以一定是经济改革让他们富起来，然后才有政治的改革，因此晚清要先搞洋务，让满洲统治者在洋务运动中先富裕起来，他们才会不站到对立面，才有西化的改革的土壤，这个时间急不得，时机早了就是拔苗助长，一定是适得其反的结果，所以在满族人还没有获得洋务的经济利益的时候搞戊戌变法，一定是血腥的失败，李鸿章等人对于这些问题是老谋深算的，戊戌变法实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十年后都实施了，而康梁等人就有如愤青，欲速则不达，其后的历史也一再证实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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