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要让钱变成决定力量，这里有一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限制独裁者的权力，因为当独裁者的权力膨胀起来以后，钱是无法限制他的，因为人爱赏而畏罚，钱能够做到的只是利益的赏，因为你只能给他钱而把钱从他那里拿走没有他的同意没有权是办不到的，所以要做到利益的罚只能是权力，在赏罚的面前二者是不对等的，人总是更畏罚的，钱的赏的边际效应会越来越小，权力的惩罚压力却可以越来越大直至无限大，因为权力可以进行惩罚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人身甚至生命，在中国的春秋时代，有一个大臣对于国王说：“给人奖赏是当好人惩罚他人是当恶人，以后国王你管奖赏总是好人，本人管处罚总是恶人，这样对您多好啊！”国王同意了，结果是不久以后这个大臣就成功的篡位，原因就是人们更怕惩罚。所以对于钱你可以淡泊名利也可以不缺钱，但是对于权的压力你反抗的代价则可能是个人和家庭的性命，想一下不搭理权力人物司马昭的贤士稽康是怎么死的？，历史上斗富的著名富豪石崇又是怎么死的？看着这个当时的天下首富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你就知道了。

因此钱决定是无法面对独裁的，钱决定成为需要以后，就需要民主了，众人需要的是利益，而惩罚却法不责众。因此在钱取得了权力之后，不仅仅推行民主，对于各种权力可以进行的严酷的惩罚手段也加以限制，建立法治，废除死刑和减低刑罚的严厉程度，也有钱决定在背后的影子，在严刑峻法的背后是专政的权力的加强，所有的独裁者维持其统治都离不开严刑峻法，而轻刑的背后则凸显钱的诱惑的利益。西方把中国历史描述成为一个不尊重人权和生命的历史，而实际上在西方历史上迫害异教徒的各种酷刑比中国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西方那样以绞刑处死偷面包的九岁男孩的案例，小说《悲惨世界》主人公中国历史上也不会有苦役的开始，更有甚者的是在近代对于黑人的奴役和印第安人的屠杀，在中国古代王道的思想下也没有对于被征服民族如此残忍。西方的人权制度是随着钱的势力成为决定因素后才开始的，不是西方人粉饰的那样的文明，因为在权所控制的世界，刑罚是统治的需要，而在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刑罚是博弈的规则和博弈利益调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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