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内部管理成本也有巨大的不同，中国是大帝国、多民族、多信仰，日本的小岛国、单民族、信仰统一，暂不论清朝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等问题，单单就领土和人口而言，中日两国的管理成本就是数量级的差别，而且管理成本随规模是快速指数型的增加。而且在中国维新变法引起的制度变更过程中，管理成本会更大，如果不能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就会引发管理失控，一切维新的行为都会归于失败。戊戌变法提出的有关改革，在《辛丑条约》以后基本都开始实行了，科举废黜、六部体制向现代内阁转化，但是此时中国国内矛盾空前激烈，最后国家崩溃改朝换代进入军阀混战，中国被视为一盘散沙和东亚病夫，谁也不认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中国付出了北伐、抗战、解放三次大规模全国战争和无数次局部战争的代价后，才成功地再次成为实质上统一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得到英美的支持取消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国家重新集中权力才有了强大的可能。

在历史上，中国早于西方国家建立国家集权，在管理大帝国上有一整套的技术，但是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国家管理效率开始领先中国，同时中国因为巨大的内部民族矛盾，帝国的管理成本更加高昂。国家的规模效用被资本的规模效用抵消之后，大帝国存在的价值极大地降低了，如同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战败只是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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