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外籍征收房产税、遗产赠与税和资本利得税，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对于中国的贪官外逃设置困难，在当前的政策之下，中国人移民是不用与中国政府打招呼也不用申报自己的财产的，在税收开征以后就必须要申报了，我们进行这样的核查也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外逃贪官的首要的就是要亲属子女移民海外同时将财产转移海外，我们的征税政策就使得这样的转移难度增大，因为在没有缴税义务的情况下很多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行为和移民的行为是不被核查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各种核查统计中进行筛选，发现亲属子女和财产大量向海外转移的官员，就可以成为外逃的重点嫌疑人了。而贪官们要亲属子女移民和财产转移均保密，是要额外付出代价成本的。同时对于贪官的追索由于我们的司法系统与海外的不对接，引渡很困难，外国还经常为了贪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以指责中国司法不独立等问题袒护贪官，而对于纳税和财产来源的追索就变得容易多了，因为各国都把追缴税款放到重要位置，并且中国与海外很多国家都有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海外的资产实名制和外国需要的报税以及双方的税收协定，对于这样的资产转移就可以以税收的层面进行监管和限定，如果贪官在海外不能拥有和享受他的贪污所得，其贪污再外逃的原始动力就大大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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