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政第一要务的新军编练为例，仅北洋六镇每年的维持费用就高达900万两，如建成36镇常备军的话，其每年的维持费用至少在5000万两。在1911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陆军部提出的总预算超过1亿两，在资政院的大力削减下，其预算额7800万两也已接近全国总预算（26000万两）的三分之一。更值得警觉的是，清廷为完成全国36镇的新军编练计划，其在耗费巨资的同时也在用人上不择流品，以至于大量倾向于革命的年轻军官进入新军并担任各项军职，这也为清朝的覆亡平添了极其微妙的不确定因素。

再以司法改革为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各地行政长官（如州县官）兼理司法，如果要推行司法独立、政审分开，势必要在各级官衙外另设审判机构，全国各州县也将因此新增三四千万两的支出，经费何出势必成为一个头痛的问题（这项工作到民国后也未能完成）。

在“小政府”的模式，朝廷对地方官的考核无外乎“钱粮与刑名”，只要地方上按时解送国家税收、地方上安靖无事，官员即算合格。1901年推行新政以后，各级地方官升迁优劣的主要考核指标不再限于“钱粮、刑名”，各项新政事业如警政、学堂、地方自治等更加为朝廷（或上司）所看重，而且大都设有时间表。在经费与人才匮乏的双重煎熬下，各级地方官大多疲于应付，其中形象工程在所难免，贪污腐败也多有发生。更可叹的是，这些来之不易的民脂民膏未必取得了真正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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