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进入隋唐，在向以文明中心自居的中原人看来，湖南仍属于偏远、卑湿，“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僻地。初唐宫廷诗人沈全期在《送严侍御巡湘》的诗中，竟这样写道：“七泽云梦林，三湘洞庭水。自古传剽俗，时有俌恶子”.语调伤感，似乎严待御不是去做官的，而是被流放。美丽的潇湘，却成了盛产强盗、流放犯人之所。不过，那时湖南确实“多盗”，湘西更是“蛮族”成群结队出没，哪怕到了北宋初年，号称天下大定，宋太祖派出300官兵从长沙出发去邵阳执行任务，结果在半路上窜出数千蛮族，对这帮军爷一顿群殴，堂堂官军给揍得嘴歪眼斜，可见成何世界!

而且潇湘多山区丘陵之地，人们常用“七山二水一分田”形容某些方如何穷山僻壤，而湖南却连一分田也没有，平原面积仅占总面积的7%。无疑更加剧了蛮荒少民的状况。即使在盛唐，湖南全境总人口不过100万，仅及江南一座大州的水平。境内只有湘江东岸开发较早，若扁舟横渡，踏上西岸，即算进入“蛮区”。这里社会形态极其原始，仍徘徊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直到北宋后叶，才开始学着用牛耕地。就是湘江东岸，商业、手工业、文教也非常落后。农业方面虽已是全国一大稻米主产区，但也是粗放型的，广种薄收，亩产很低。即使发展到宋代，江南人民靠着精耕细作，亩产已常在二三石以上，有的多达五六石。四川和福建虽多山，但技术先进，也常“一亩所收视他州辄数倍”。甚至较偏远的甘肃、陕北、山西北部亦常有亩产二石的成绩。可湖南呢,桂阳亩产仅一石，就是衡阳这类号称“古胜郡”、“富饶几维扬”的成熟的地区，其亩产仍仅一石的水平。北宋稻麦复种、一季双收已是普遍现像，可即使到南宋年间，赴长沙岳麓书院讲学的朱熹惊讶的发现湖南仍停留在“只有早稻，收成之后，农家便自无事”的水平，生产力太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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