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固然好，也得领导人开明。湖南纺织业的迅速振兴，与当时马殷爱护百姓分不开。老马是苦出身,性格宽厚,乐于广结善缘。加上早年在战乱中目睹了太多的悲惨，对天下黎庶很总有股浓烈的悲悯情怀，但凡减轻民困，改善生活的事，他都乐意。而且最大优点就是将下属视作自己的朋友和伙伴，对他们的聪明能干从不猜忌，光明磊落。好的建议总是乐呵呵的从善如流。以布代税再次证明，马殷高郁从不以单纯征税于民来获得财富，凡事都以富民强民为着眼点，征税也不过是服务于这个大前提下的调节手段，这与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时，亦称赞高郁“巧于使民而劝民趋于利，盖学管子之术也”。

与富民政策层出不穷的楚国不同，其他小国搞经济，方式就单调得多，基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一套，无外乎省徭轻税，获取财富的手段就加更单一。如果统治者穷奢极欲，则好的经济基础反倒成了祸民之端。

吴越的钱氏就是个典型。从第一代钱镠开始，就对百姓极力重税敲剥，搞得民不聊生。浙江因盛产绫绢,尤其成了榨取对像。钱氏除了尽情奢侈浪费外,还大量向中原进贡以取悦朝廷，贡量大到不顾人民死活的地步。据宋人笔记《枫窗小牍》批露，仅钱俶一朝短短十几年间，上贡锦绮即达28万匹,绢79万匹之巨。直到北宋中叶，杭州及周边九县（当时户相当于吴越总数40%），一年的夏税绢也不过9万匹!整个浙东七州（户数相当于吴越2倍以上）官府一年“和买”绢也不过97万匹。这还只是官方统计的正贡，平时对宋朝将相权贵们的秘密巨贿还没算进去。而且，湖南百姓交了布帛就算完事,而吴越百姓则还面临其他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浙江百姓虽然“免于革兵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从当时吴越诗僧处默所作《织妇》诗就可见吴越之民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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