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北京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看我来自农村，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家庭出身的年轻学人，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交往。但他也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但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他们的研究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他问我这是为什么。

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过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保证自己的前程。三农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学者很难插手。只有在国家提倡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才能拿到研究经费，才能产生影响，才能成为学术权威，才能拥有谋生和安身立命的资源。如果单枪匹马地开创学术的盲区甚至禁区，岂不前途渺茫？这个问题太现实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最不愿意轻易面对，既然没有力气抚平自己内心那惨痛的伤痛，除了回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回到村里相聚的时候，一般不会谈论乡间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这些实在无能为力，除了痛苦只有绝望。我们宁愿将这痛苦和绝望压在各自的心底，而不愿意老在唏嘘感叹中相互感染。这跟我们在城里不敢研究三农问题是一个道理。那些苦难丝丝缕缕连着我们的心，连着我们的肺，连着我们的伤肝苦胆，无论抽出哪一根丝，都洇着我们的鲜血，根本无法拉开理性的距离予以审视和梳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做起。等到三十年四十年之后，内心的伤痛感也许淡漠了一些，但那时候已经接近人生的黄昏，哪里还能从头收拾关于农村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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