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于是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这个曾经为自己摆平一切违规者的战友。

在中央政府，这些豪强权贵联手对付张汤这样的高级酷吏。与此同时，在地方上，酷吏的日子也不好过。汉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机关的酷吏，扰乱了地方权力结盟的平衡，却又缺乏有效的措施来控制，结果导致汉武帝在位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的广泛动荡，乃至群盗纷起，叛乱时作。吊诡的是，这些叛乱分子与地方豪强、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良好关系。换言之，他们并非下层农民，而是武装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也可视作地方豪强对中央高压政策的一种回应。

这位位居“三公”的酷吏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500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武帝时，民间一般富豪均有几十万家产，为官者就更不用说了。司马迁所说“酷吏”中“其廉者可以为仪表”，我想一定包括着张汤。难怪班固撰《汉书》不把张汤列入“酷吏”之中，而单为之作传。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张汤虽贫好歹还有500金，另一个酷吏尹齐全部家产也不满50金。至于董宣不仅执法如山，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枉法徇情，所以光武帝才称他为“强项令”；更为可贵的是他为官清廉，那次他因坚持原则，处死公主家奴得皇帝赏赐30万钱，悉数分给了下属，待他病故，仅得“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所遗全部财产仅有大麦数斛，敞车一乘。皇帝感慨道：“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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