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住处楼下的院子的时候，发现几乎从来没有陌生人踏足过的小院子里竟然来了个客人，是个中年男人，衣着整齐，戴着过时的玳瑁墨镜，提着一个黑色皮包。

我和他搭话，他也非常有礼貌地答话，但只是每句话都很短，并且有意地低着头，让我看不仔细他的脸。

我问他来这里有什么事，那人吱吱呜呜几句，然后转身就出了院子。

我没太在意，径直上了楼梯，进了房屋。放下文件袋，在凳子上坐了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耳鸣、头晕。这次的情形远甚于前面两次。身体瞬间虚弱下来的，我一下子斜倒在地上，一点力气都没有，额头直冒冷汗。过了一会儿，几乎是挣扎着把医生开的药服了一份，然后我狠命地掐自己的人中。

我恨不得把耳朵割开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抓狂了！

我迫切地想给袁妮打个电话的，还是没有打，一股念头浮上心来：不就是耳鸣、头晕吗，我不能让袁妮觉得我还是个不能依靠的孩子。

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头晕的状况减轻了许多，只是耳鸣丝毫不见减缓。我走到阳台上，打开水管，用冷水淋了淋脑袋，清醒了些，强自支撑着回房间里在床上倒了下来，昏沉中闭上了眼睛，身体太虚弱了，很快就睡了过去。

等迷迷糊糊地被手机的声音吵醒过，一接电话，是马平远的声音。马平远是我的山东老乡，大高个型男，是个乐天派，毕业后也留在了武汉，在一家研究机构里面当研究员，好像是负责整理历史典籍。他似乎是刚刚下飞机，因为我可以听见里面有广播员提醒旅客抓紧时间登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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