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及五代以来，镇守各地的将军拥有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些大小不等的军阀。他们常常影响王朝的命运，正是“兵权所在，国随以兴，兵权所去，国随以去”。五代十国的开国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是凭借手中的兵权，割据起家，然后称王称帝的，宋朝的建立也是走的这条路。所以，赵匡胤兄弟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害怕兵权旁落，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历史的重演。

赵匡胤继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演出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解除了一批武将的兵权。然后，他把调兵遣将的权力交给了文官任职的枢密使，并常常调换这个职位的官员。对于镇守各地的将军，他更剥夺他们的行政权、财政权和司法权，缩小他们管理的地盘，减少他们的兵额，并经常调换，使“兵不附将，将不专兵”。此外，赵匡胤还降低他们的名位，减小他们的威信和号召力。最后，他干脆只授予武将空衔，如杨继业的云州观察使就是空衔，根本不能到云州上任。

对于用兵作战和戍边时，宋朝廷采取的办法是：在一个战场派遣不相隶属的指挥官，不许将军建立亲兵卫队，将帅不能自行奖惩部下，皇帝派遣监军，作战计划由皇帝亲自制定，将帅无权决定大的作战计划，用兵时由枢密使调拨，事毕交回等。

这样，宋朝就有效地制止了武装割据现象的发生，对稳定中央集权，保障国家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赵光义继位后，推行得过分，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两宋始终萎靡不振，被史学家讽为“弱宋”。正是在这种猜忌之下，许多宋朝名将如郭进、王德用、狄青等都遭到陷害、自杀或忧愤而死。即使是文官寇准，澶渊之盟后也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放逐。王夫之在《太宗论》中说：“人主之猜心一动，则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劳而防之若敌国也，且以寇准，起家文墨……天子震动，张惶怵惕，若履虎尾之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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