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发这段感慨，是因为有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范质这个读书人》的文章（原文附后），说范质这个读书人一生只会写公文，“写得再好后人也懒得翻阅，时过境迁即无价值。”“读书人不能为后人留下一点可供把玩或思考的文字，说什么都是一种悲哀。”该文还说历事五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欠世宗一死”的范质“把做人应有的气节丢得干干净净，视改朝换代如换雇主。”我以为这些看法都是不妥的，应该站出来为范质说几句公道话。至于范质历事五朝，所谓“欠世宗一死”，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的评价。宋太宗赵光义确实说过范质“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宋史•范质传》）这个话，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选择，谁又愿意生活在唐末五代乱世？五代时，朝代短促，更换频繁，一个王朝长者十几年，短者三四年，统治者不仅走马灯似的更换，而且那些帝王们，多半是一些混世魔王，在这种情况下，要范质拘泥于“殉职”、“忠君”和“死事一姓”之类的封建伦理观念，只能是一种极其迂腐的表现。身处乱世的读书人，自有其设身处地的人生体验和价值判断。连欧阳修都不得不承认：“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新五代史•死事传第二十一》）所以说，能于乱世保持本性求生存，并能为治国安邦做出一定贡献，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若一定要以“殉职”、“忠君”和“死事一姓”这类腐朽字眼论人品，讲气节，那赵光义兄弟似乎更应该去死。他们也是先朝的大臣，并不是石头缝里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他们自己不“殉职”，不“忠君”，不“死事一姓”，还“欺负”后周的孤儿寡母，把人家的皇位抢夺过来，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和脸面要求别人为周世宗“殉职”，还有什么理由在全社会提倡忠心不二的道德规范，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更奇怪的是今天居然还有人为范质没有为周世宗“殉职”而愤愤不平，这究竟是范质“把做人应有的气节丢得干干净净”，还是作者本人满脑子装着腐朽的封建思想，倒是值得认真问一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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