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顺着周敦颐的“礼”和“理”来看，其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本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名份很重要，人要做自己的名份上、等级上该做的事。后代的儒家大师们对这些东西简直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就说梁惠王的这个“王”吧，朱熹就很是看不顺眼。朱熹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意见大了，说你司马光记载战国诸侯的时候怎么能不按照他们实际的爵位来称呼呢，噢，人家僭越称王，你记录的时候就也说某某王，也不给读者解释清楚了，这还讲不讲名份了，还讲不讲“礼”（理）了，好小子，反了你了不成！结果，朱熹身体力行，把《资治通鉴》按照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重新编排了一回。《资治通鉴》里好像没有提过梁惠王的事情，不然的话，按照魏国被周天子分封的实际爵位，应该是写作侯爵的。我们现在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他就在注释里提醒读者：大家注意了啊，这个梁惠王是僭越称王的！

当然，这只是择其大略来说，礼的内容是在繁琐极了，还有什么葬礼用什么规模，衣服上绣什么图案，室内装修的标准，听什么音乐，看什么舞蹈，等等等等，但就是和讲文明、懂礼貌关系不大。

儒家圣人们认为，要想让国家安定团结，先王们赖以治国的礼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所有人都各安其位、安分守己，这有多好啊！是呀，如果我是这社会中的一位高等贵族，我一定会举双手支持这样一个礼仪之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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