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为德才兼备，服务于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哲学家福柯晚年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惜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无非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个中微妙，冷暖自知。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你说你要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成了教育部部长，发话道：“咳咳咳。样板戏进课堂？是不行的；改用繁体字？再考虑一下；独尊程朱？这条通过！”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红宝书、真题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

老百姓最痛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愚弄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微妙对抗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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