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大错之二：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明朝“副处级”巡视员一类的小官（行人）马懋才在崇祯二年所上的《备陈大饥疏》，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臣见诸臣具疏，有言父弃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弃饥者，犹未详言也，臣今请悉为皇上言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上面讲述人民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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