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说均输法，这是一种国家采买制度。在变法之前，地方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一定的财物，但宋朝疆域辽阔，同一种物品在不同的地区价格往往并不一致，即便是同一地区的物品，在丰年和荒年的价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但地方上并不考虑这些，只要按规定把物品如数上交就算完成了任务，丰年不能多取，荒年也不敢不足，这里面确实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均输法实施之后，各地就不必再向朝廷运送财物了，只要交钱即可，然后由朝廷设立发运使官，统筹各地收入，并拨给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作为周转资金，让发运使到物价便宜的地方购买朝廷所需物品。这个办法看起来也是很好的，因为朝廷手里拿着钱，自然可以去物价低的地方采购货物，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到更多的货物，财政自然就充裕了，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实际上，正是因为各地物价不一，才使商人这一团体有了存在的价值，如果各地物价完全一样，那么商人还要靠什么谋生呢？显然这笔钱应该是由商人赚得的，但现在却被国家赚去了，商人的利益自然要受到损失。

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主张朝廷办企业，自古有言：“民不与官斗。”老百姓和朝廷比起来是绝对的弱势群体，所以朝廷一旦介入市场，又叫老百姓拿什么去和朝廷搞竞争呢？均输法虽说可以使朝廷获利，但这个利却是从百姓手中争来的。回过头再看一下青苗法，按其第一年贷款总额一千五百万贯来计算，每期利息二至三分，可以盈利三百到四百五十万贯，按照青苗法的规定，这笔贷款每年要发放两次，利息收入惊人，可是仔细想一下，这笔钱又出自谁的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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