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丈夫是个木匠，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还把房子向外加大，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

“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她得意地形容，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再合力推起来，成为一面墙。

后来，她丈夫因心脏病死了。她还是来上课，还背那个大夹子，只是，夹子打开，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

然后，她直挺挺地坐着，看我为她修改，有一天，突然蒙起脸冲进厕所。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再见到她，听说她过得很好，只是，不画了。

自妻退休，就常在书房陪我。我写文章的时候，不能说话，她只好默默地整理账单、资料。

怕她无聊，上次离家前，我特别拿了一本《 鸿，三代中国的女人 》交给她：“这本书写得不错，我走了，你可以看看。”

她居然接过书，就开始读。我离家前不过两天，她一边陪我，一边看，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还发表评论，说：“写得很冷，但是感人，非常好看！”

两个多月之后，我回到纽约，走进书房，看到那本书。

“觉得怎么样？”我问她。

“噢！还没看完。”

“看了多少？”我翻了翻，翻到一个折角。

“就看到那儿，大概三分之一吧！”她抬起头，“不陪你，书有什么好看呢？”

一碗可口的醋熘冬瓜、一条幽幽的小径、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本好看的书。

如果没了那个人，就不再可口，不再可走，不再美丽，不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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