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的遭遇具有普遍性。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很少引言获罪,也不再随便就受到批斗、体罚,各种待遇比头三十年好了。 但是,即使在中科院这个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即使是院士也经常也遇到各种困难,或者说刁难。 在1990年代,有的院士年逾古稀,生活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因此需要额外的照顾。 但是,当这些一辈子埋头钻研的中国最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需要帮助,去找居委会,有时候不仅得不到照顾,还可能被刁难。 我的一位阿姨(她是归国华侨、一位知名院士的儿媳)退休后曾做过中科院某小区的居委会主任,她热心帮助中科院的退休知识分子,并且把给居委会的拨款都花在这些老知识分子身上。 结果,她和另外一个朋友(副主任)受到居委会其他人的冷言冷语,嫌她们给这些老知识分子花钱。 最近一些年,中科院院士变成了知识权威的象征,也有了比较大的资金的处置权。 不过,这又引来新的问题,新增选的院士绝大多数是由具有行政职务的人“转行”而来,染指这个“有利可图”的领域。 这样的结果是,专业人员又失去了专业级别上升的空间。所以,绝望的不仅仅是在工业、IT等商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包括中科院这些最顶尖的科研机构里年富力强、硕果累累、最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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