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只看到利益的时候，社会文化就很容易变成“盗贼文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真理大讨论”中，人们总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际上这样的表述并不是正确的方向；应该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的本质是利益导向，也就得出“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人们的思维仍然脱离不了只看眼前、只看表面、只看局部的问题；而只有人们将自己的思考超越时空，从历史思考到未来，才能更加接近真理。 通过对时空的思考分析，我们发现流寇和暴民的特点在于，急于获得利益，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那么，如何快速“致富”呢？ 基本上有两个方式：抢和偷。 比如说，人们都爱吃桃子，那么怎么吃到桃子。 有的人种桃树，培育桃树，养护桃子，直到成熟之后，然后享受桃子，这就是农民的方式；有的人做出养护桃子的工具，来换桃子，这就是工人的方式；有的人了解到农民想卖出多余的桃子，而工人想拿工具换桃子，于是通过把工具贩卖给农民，然后把桃子贩卖给工人，从中赚取桃子的差价，这就是商人。 还有人就是跑到农民的桃园里抢桃子或者偷桃子，这些人就是流寇和暴民。 那么，中国文化就是让人们只想着桃子，然后大家共同偷抢农民的桃子，实现吃桃子的目的。 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都是让人们关注于利益，然后大家共同摘桃子。 结果，地主的地分了，资本家的企业归公了，大家就觉得富起来了。 于是，大家追求更高的目标，于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结果没想到“桃子”摘没了，所以饿死几千万。 这就是时间的意义，人们可以为了一时之快，把桃子都摘了，但是今天吃尽耗光桃子，明天就得饿肚子，饿死人。 更重要的是，耕地和企业都收归国有了，然后让大家都成为奴隶，等于流寇把“树”抢了。 奴隶的生产效率是最低的，所以很快物资就开始全面匮乏，人们必须开始凭票生活了。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这是北京市发行的第一种票证。1954年7月1日，北京市开始正式实行食油定量供应，发行油票，每人每月二两多油。1955年12月1日，粮食实行以人定量，凭票供应，北京市粮票诞生……从此开始了票证时代，各种商品票证渐次推出，对生活所需商品进行计划供应，几乎每种都分全国票证、地方票证，有的票是多人一张，有的票当月有效，有的票可以一年内使用。到后来，从化工、机械、煤炭、粮、油、布、肉、蛋，到烟、酒、糖、茶，都实行按人发票、凭票供应，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据民俗文史专家郭坤聪老先生回忆，当时粮食极度缺乏，城市普通居民每个月限量供应24斤粮票，只能买到24斤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在票证的限制下，那些不需要票证购买的食物价格飞涨！“1958年到1962年，街头一个用菜皮包住馅的薄饼都要卖8元钱。”当然，随着人们越来越穷困，就需要从思想深处对人们进行“灵魂的革 命”，于是当时的口号就从“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变成“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农民家里养猪养鸡都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也就是说，当人们开始穷困的时候，不是想方设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大家通过劳动富起来，而且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禁止别人劳动，然后共同穷下去。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再加上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人们越来越穷困。 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和中国的对比相当明显，以色列人将沙漠变成绿洲，发展农业，人们吃的越来越好的时候；而中国人把森林和草原变成沙漠，农业退化，人们越来越没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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