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配有点小意外：按道理，1.5个人吃以前不足 1个人的饭，也能够基本生存下去。 因为，人们总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按照国家计划，每个人都能够平均吃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虽然从人吃的大米白面变成饲料用的红薯玉米面，也基本上可以维持生存。 但是，既然国家掌控了资源，那就意味着不论什么样情况，国家都的过得好。 所以，在民众中，谁跟国家关系近、或者说是国家的成员，谁就能生活的更好。 比如说，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支柱，是国家生存的保障。 那么，即使在十分之一民众饿死、大多数人饿得浮肿的情况下，军队也该吃就吃，没有受到饥饿的冲击。 另外，国家干部（也可以叫做“国家人”）也同样生活得有滋有味。 在60年的时候，中国有的农村饿死人数超过一半。 而这些农村的公社书记照样可以时常找几个自己的随从，晚上在一起喝酒吃肉。 因为，即使普通农民饿死再多，这些公社书记的酒和肉还是有保障的。 如果连军队首长、地方公社书记以上的领导的酒和肉都保障不了，那国家还怎么混？ 所以，即使在大饥荒期间，民众饿死很多人，周还特批给茅台酒厂大量的粮食，让茅台酒厂增加酒产量，满足国家的需求。当然，到了某个级别以上的国家干部，考虑的就不仅仅是喝酒吃肉了。 这些特殊的“国家人”就要考虑在国家范围内，寻找最好的山珍海味来吃喝。 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国家人”不仅要吃喝，还要其它方面的需求，尤其是国外产品的需求。 “国家人”们非常痛恨万恶的资本主义，但是并没有阻止他们购买万恶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 比如说，在60、70年代，当中国大多数人都在挨饿的时候，领导们就开始把黑白电视换成彩色彩电。大多数人还在天天看8个样板戏的时候，领导们就已经买VCR录像机，在家里批判地观看各种外国电影、电视剧了。 而且，领导们还有各种“疗养院”，里面都是进口医疗设备和药品，进口家具和材料装修、还有大量法国红酒等进口食品。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用“宝贵”的外汇进行购置的。 当然，这样分配的结果是，民众挨饿的程度更深，更加面黄肌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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