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再往东到中国，“物贵人贱”的模式就进入新的级别。 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愚昧贫困之中，凝聚了众多的生存“智慧”。 比如说，苏联人吃不上牛肉，连黑面包也吃不上，那只好吃白面包。而进入communist社会，中国人别说吃白面包了，连粗粮都吃不饱。 中国人条件好的时候，就吃西方主要用于饲料的玉米窝头等粗粮。 条件不好的时候，连玉米窝头都不够，只能喝玉米面汤，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玉米面糊糊。 当然，如果碰到类似于60年大饥荒的情况，连玉米面糊糊都吃不上。在60年的时候，出现过在黑市上，10元人民币买一块饼子的情况。 而当时，一个青壮年农民就是天天出工、干最重的农活，一年可能也挣不了10元的工分。一年辛苦干农活，连个饼子可能都买不起。也就是说，中国的“物贵人贱”已经到了一个更强的级别。 当时，不少农村只要有粮食吃，就把女儿嫁出去，让女儿能够吃上饭，不被饿死。 在communism中国曾经很流行的“忆苦思甜”会上，农村领导要求农民们控诉“旧社会”的苦，诉说“新社会”的甜。 农民就说60年饿死人的时候，状况如何的惨，然后被领导制止。这样极端“物贵人贱”的生活，对于农民来说可以忍受，但是相对文明富裕的城市人变得难以忍受。 随着城市人口爆炸，开始communist中国用“上山下乡”的方式，将青壮年城市人口剥离到农村或者边疆，让城市青年人也接受比城市“物贵人贱”程度更甚的农村“再教育”。 这时候，很多农村干部睡城市女学生的目标，不用离开农村就实现了。 最初，城市青年可以通过受骗上当、或者被强力压制的情况去农村。 但是，“上山下乡”10年后，城市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通过“45”的表现，说明民众情绪已经到了忍耐极限，已经不惧怕恐惧，冒着生命危险发表自己的想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communist中国被迫进行改革开放，缓和已经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 于是，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communist中国逐渐允许农民自己决定怎么种粮、种多少粮。 经过几年的时间后，粮食供应开始变得宽松，黑市上的粮食价格逐渐回落。 同时，国家开始给城市人口增加收入，“物贵人贱”的极端情况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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