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础问题在农村，爆发点在城市。进入1970年代后，上山下乡政策越来越难以贯彻，城市人口也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无产阶级”需要更多的食品、穿衣、居住等条件。 所以，体制折腾到后来之后，被迫进行“改革开放”。如果中国还处于封闭环境，无法引入西方的工业化技术，粮食早已经不够吃，体制经济也很早就已经瓦解。 进入1990年代后，体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而且，1990年代后的“新条块分割”系统，就靠着低粮价维持，通过低粮价导致低地价-耕地价格。体制可以通过低价征地，支持“招商引资”、血汗工厂、房地产暴利，还可以随意挖矿和污染相关环境。 体制通过收买城市，让城市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才能够保持其合法性。 所以，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推动阶段，而这些经济推动的结果都导致耕地持续减少，到后来变成急剧减少。 耕地急剧减少、农民放弃种粮，导致粮食供需缺口急剧增大，进而引发严重通胀，然后社会再次进入动荡。 这就是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经济的必然模式。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体制通过粮食供应的三个方面努力，奠定了体制生存的基础。 随着三个方面的努力，体制大力、全面深入推广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大量的粮食进口、毒化食品技术；缓解了两方面的矛盾，也就是社会粮食需求的增长，以及越来越少耕地的矛盾；两方面矛盾的缓解，有效地掩盖了中国的粮食缺口。 随着越来越多的耕地受到毁灭性破坏，体制更积极地引入更加高产的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激素等等。 同时，体制从早期的棕榈油进口，逐渐开始实施大豆进口，进而再变成超大规模的大豆、棕榈油和豆油进口。 在这些都不够的时候，再迅速增加猪肉进口，从最初从美国进口，后来演变成从英国进口；更重要的是，从猪肉进口延伸到猪内脏、猪头、猪蹄等“猪下水”进口。 而且，“猪下水”进口以走私方式实现，更容易让民众忽略粮食缺口。 更重要的是，体制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忽略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 很多人听郎咸平的讲演，说外国粮商控制了中国民众的餐桌。 而郎咸平的论调就是用“帝国主义阴谋论”，成功转移民众对耕地的缺口的注意。 因为，如果不进行转移，民众认识到巨大的粮食缺口，以及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就会产生巨大的反应，体制对中国的控制可以迅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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