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州县衙门所司职掌的集约性。其汇集劝农、理财、狱讼、兴学、治安、工程建筑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职掌,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统治机器效能的全部,是任何一级专职性衙门不可比拟的。古人有所谓“宰相必起于州县”之说,就缘于这一级衙门所具有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历练条件。
其三是州县衙门在历代官制沿革过程中的稳定性。两千多年间,历代政府在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和职官制度等方面,经历过多次变化;惟独州县体制和构成方式,基本没有转换过,几可称为超稳定结构。
县官虽然品位不高,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确立,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经过专门考试从候选人中注授;制度还规定没有担任过州县职务的人,一律不得出任台省官员,从而实现了“宰相必起于州县”的用人主张。唐宋时期大多数宰相都有过在州县任事的经历。
明清社会里最与基层接近,而且最有实际功效之机构为县级衙门。明清政府采取“结构一体”的方式,知县既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来的专员,除了很少的地方有极少的例外,一般县境之内就没有代表上级的分局和分处。知县虽为文官,守土有责,在有事故时应当与县城共存亡。他既是行政官,也是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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