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动我国依法行政的大业看，此案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毕竟，我国有着漫长的行政权力不受控制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官场文化和官场潜规则，而“依法行政”则是最近这些年才提出的概念，要想使依法行政从一个口号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治国理念，需要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第一次”，也需要更多的部门和个体有这种 “以下犯上”的巨大勇气。近年来，为了解决行政权力滥用这一普遍性的突出问题，我国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与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体系，其中，既有来自人大、政协、舆论、公民等等的外部监督，也有来自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而本案则表明，通过司法这一途径，能够实现行政机关内部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约，的确可以看作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进步。

不过，在充分肯定此案标本意义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为何迄今为止，这类“以下犯上”的案件在我国还是首例？为何在法制健全、法制观念发达的国家，这类案件也十分罕见？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发生争议时，诉讼能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性的解决方式，具有普遍推广的可能和价值？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这起案件中，作为原告的城关镇政府显然被看作是“其他组织”。不过，行政诉讼法调整的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俗称民告官。行政相对人究竟包不包括下级政府，对此人们看法不一。换言之，在现有的法制框架下，下级政府是否有权状告上级政府，仍然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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