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太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事务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将太多的政治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中国文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君、国、民以及自身，都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君应当是明君圣主；国应当是政治清明，实行仁政。

“忠”这是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性格高尚与低劣的核心要素，“忠臣”是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有了这一称号，就可以垂范千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忠”的表现应当是“从君之命”，这种“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服从，二是从一而终。既然是绝对服从，就不许有非议；既然是从一而终，就不许有改变，终身不逾，否则便是大节不忠。

但是想让人绝对服从和从一而终，得有一个前提，即被忠的对象是始终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但这种对象永远都不存在。当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忠臣”名单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对面，总有一个形象暗淡甚至狰狞的最高掌权者的身影。

一般说来，忠臣的出现与否，总是与权力行使的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国君的权力能够正常执行、人人都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时，只有能与不能的问题，无所谓忠与不忠的问题。只有国君权力的行使出现偏差，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失去控制或者失灵的危险时，“忠”的重要性才被突显出现。说明“忠”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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