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人种田,学者著书,各有分工,自古亦然。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官员出书,却忽然火爆起来。而且数量之多,部头之大,就连那些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本来,官员平日事务缠身,能忙里偷闲,著书立说,是一件可敬可叹的事。可问题在于,时下官员出书虽有佳品,但大多数,却是些滥竽充数之作。
早些年,大学生凤毛麟角,那时官员拿文凭,至多还是本科,后来大学生多了,本科已稀松平常,于是官员就去拿硕士。近年来,社会上又热衷博士头衔,故机关干部攻博又是一窝蜂。有人曾把国内的博士分为三类:一是学子攻博,曰学博;二是老板攻博,曰商博;三是官员攻博,曰官博。不可否认,官博之中,确有不少真材实料,但浑水摸鱼的,肯定也不少。
写书与读学位,按理都是些苦差,无心做学问的人,是用不着凑热闹的。可如今官员为何对出书、拿学位情有独钟呢?站在经济学的立场看,出书、拿学位的背后,一定是存在着某种利益的驱动。不过这里的利益,并非官员赚稿费养家餬口,也不是拿文凭评职称。官场的利益最大化,是职位的最大化。就是说,官员出书拿学位,大多是奔着升官晋职去的。
那么,出书、拿学位与官员的升迁有何瓜葛呢?
改革开放后,中央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干部制度改革。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提出了“四化”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的“知识化”与“专业化”,就是指当官要有学问。如何才算得有学问呢?我曾说过,官场如商场,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是说,选官的人与被选人之间,信息是不充分的。下级要想得到提拔,就得向上级显示出自己“有学问”的信息。可显示信息就像商家做广告,推介策略大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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