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看似闲适高雅的东晋名士们，总与实际有所乖异，让人嗟叹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感到其间作秀的成分也一定不少。他们不知疲倦地谈言与意、才与性、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没有鸿篇巨制，往往一鸣惊人；他们废事功，轻武事，以忘身物外为高，以积极进取为劣；然而，为了家族利益，又不得不身居高位，尔虞我诈。姑且不说王导那句看似隽永的“元规尘污人”的话，掩饰了几多血雨惺风的惨烈争斗，即使是后来的名士们也多多少少透露出名不符实的马脚来：殷浩的父亲以“付诸洪乔”的洒脱让人记住了他，然而，他在做长沙相的“贪残”，又让我们认识了名士的另一面；永和名士的执牛耳者刘惔，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毫无汲汲富贵之心。《世说新语，言语》“刘真长为丹阳尹”条记载：“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 ，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 ：‘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 。’刘曰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 ！’王逸少在坐，曰 ：‘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 。’二人并有愧色。”说的就是隐士许询在刘惔那里住，床帐华丽，饮食丰美，许询不禁说道：“如果能保持这样，一定能胜过我在东山。”刘惔回答：“你明白吉凶由人的道理，我怎能保存不了这地方呢？”王羲之说：“假设上古的隐士巢父和许由见到稷和契，他们大约不会说这样的话。”说得两人都十分羞愧。名士之间相互品评，但在品评中透露出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至于相互瞧不起，甚至为了名声互相争斗，竟如市井小贩。比如，王羲之与王述之间，王坦之与支遁，竺法潜与庾亮，孙绰与习凿齿，支遁与于法开，谢万与王述，桓温与殷浩以及刘惔对桓温的前倨后恭等等，闹出的笑话不胜枚举。即便是被世人目为“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王羲之，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高不可及，王羲之本与孙绰、许询是关系密切的好友，但是，等两人去世后，却说两位亡友的坏话，连当时的人们都感觉不妥；至于他后来与王述之间的矛盾，并由此立下隐居的誓言，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话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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