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20 09:08:54

二六一、淝水之战（2）

从史料上看，苻融等人最先出发时的二十五万大军，并没有全部用于东线战场。

至少冠军将军慕容垂、平南将军慕容暐的鲜卑军队，后来是用于了襄阳方向，而将羌族的姚苌部队用到巴蜀之地，苻坚的这种安排是基于桓冲北伐不得不作出的部署，抑或是他早已内断于心的决策，我们不得而知。但种种迹象表明，效仿司马炎灭吴的故技，从巴蜀、荆州、淮南三路南下，当属于苻坚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而让羌族和鲜卑部队独挡一面，各自为战，以防横生枝节，搅乱主力战场上的战局，似乎也是苻坚有意的安排。

在我们看来，一向所向无敌的前秦军队也许真的会扫平江南。此时的江东政权在大的战略态势上，已经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王睿楼船下益州”的历史也许就要重新上演。不过，除却前秦朝臣指出的种种不利之外，前秦这次战略部署表面上看与晋灭吴大体相同，但仔细分析起来，两者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首先是中路的荆州态势。襄阳作为曹魏给予晋朝的遗产，一直未曾被东吴占领，公元269年，羊祜镇守襄阳，屯田积谷，“绥怀远近，深得江汉之心”。羊祜还设计让吴国撤去石城（湖北省钟祥市）守备，而随后，晋军却在石城附近建立了五座城池，“石城以西，尽为晋有”。从此，吴国将领前有孙秀叛逃，后有步阐之变，吴将夏详、邵凯、邓香率部投降，“自是前后降者不绝。”到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灭吴之战发动之时，晋朝起码在襄阳地区已经为战争做足了准备，《晋书，羊祜传》称：（羊祜治理襄阳后期，荆州的粮食储备已经）“有十年之积。”因此，可以说通过羊祜的努力，襄阳不仅是对吴战争的最前线，而且，已经具备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且晋军已经将触角延伸至夏口的长江北岸；而前秦在公元379年刚刚拿下襄阳及其以北地区，襄阳以南地区尚在东晋手中，襄阳周边地区的民心士气都与西晋灭吴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在打下襄阳以后，都贵曾试图进攻竟陵却遭到了惨败，并且，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桓冲还对襄阳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前秦占领的襄阳无论从民心上或者战争储备上讲，均只是起到一个桥头堡的作用而已，无法起到战役出发地所应有的作用。再说西线。公元263年，曹魏灭掉蜀国，到晋国伐吴的公元279年，已经相距17年之久，并且，王濬担任益州刺史开始造船始于公元272年，至伐吴之时也已经准备了七年之久。而前秦自公元373年攻陷蜀地，距今也近十年，但前秦占领蜀地之后，统治并不牢固，第二年即爆发了张育、杨光的起义；公元379年当秦军进攻襄阳、魏兴之时，东晋还曾派遣毛穆之率军西上，蜀人李乌（一作“李焉”）起义，晋军一直打到巴西（四川省阆中县）；也就是在本年，东晋杨亮再次西征，又一次深入益州腹地，进攻涪城（四川省三台县）。同样的，苻坚任命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梓潼太守，距伐晋仅仅一年整，与王濬造船七年更是无法等同；苻坚以姚苌为龙骧将军，不过是虚应王濬龙骧将军的称号，而裴元略的战船造不出来，水师浩浩荡荡顺流而下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再说东线，晋灭吴前夕，江淮方向，早已跨据淮河两岸，在孙权时期，东吴就曾多次与魏军争夺合肥，吴国也早就丧失了淮河防线，双方的边界大体维持在淮河与长江之间靠近长江地带，公元243年，邓艾就曾建议在淮河南岸屯田三万人，在淮河北岸屯田二万人，且耕且守，到灭吴之时，晋国已经在淮河两岸屯田了三十五年之久，可以说晋军在淮河两岸是足食足兵。再加之吴主孙皓残暴不仁，众叛亲离，连吴国丞相张悌都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与此相反，东晋虽然在数年前失去了淮北，但放弃淮北，却大致可以视为是东晋一次主动的战略收缩，放弃淮北以后，东晋固守淮河，并在公元379年，由谢玄率领北府兵大败前秦十余万军队，取得了君川大捷，将秦军赶出了淮河以南。因此，可以说，晋灭吴之战打响之时，东吴的江淮防线只有长江防线了，并且当晋军从淮河南岸各个据点南下的时候，吴军在长江以北已经无险可守，如果不主动北上迎击，晋军很快就可以饮马长江，与东吴平分长江之险，这也是东吴张悌不得不做出一次几近自杀式出击的苦衷，而如今的秦晋情势还没有走到那步田地，秦军进攻晋国的战争，与其说是一场灭国之战，倒不如说是一场争夺战略要地的局部战争。那么，苻坚何以会有必胜的信心呢？大约在他看来，灭掉东晋可一战而定，这可以从他灭燕时的潞川之战、陷蜀前的青川之战、灭凉时的洪池之战、灭代时的石子岭之战中得出结论，即使会有些许的波折，东晋朝廷面对百万大军，它最终的结局仍然会是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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