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传统，无疑与拓跋珪心目中想要建立的专制国家大相径庭，针对上述传统，拓跋珪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提高君主的权威。通过诛杀功臣，制造恐怖气氛，在拓跋珪看来是提高个人权威的有效途径，比如，仅仅因为朝会吐痰就诛杀了李栗，自此以后，“威严始历，制勒群下尽谦卑之礼”。其次，“离散部落”，建立郡县制度。此点前已论及，其目的就在于剥夺部落首领对部落的控制权，提高中央对国民的控制力，部落首领等同于“编户”。第三，建立子贵母死制度。为了防止来自母族对嗣君的控制，杜绝母后干政情况的发生，对于皇位继承人，诛杀其亲生母亲。第四，有计划地消灭可能威胁到皇位和中央集权的功臣。比如，拓跋遵的母族是平文皇帝的舅家，也来自乌桓王氏，他的妻子是明元皇帝的姨母，来自独孤氏，为独孤大人刘眷之女，代郡王氏与独孤刘氏实力都十分强大，这种错综复杂的亲族姻族关系又带来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上拓跋遵系昭成子寿鸠之子，属于直勤，对拓跋珪的皇位存在潜在的威胁，这也是他遭到杀身之祸的根本原因。

到了天赐五年即公元408年，又有人报告代人莫题居处傲慢，如同人主，这当然又是莫须有的罪名，拓跋珪让人拿出一支箭，对莫题父子说：“三岁的小牛犊，能不能承载重物？”我们知道，过去在拓跋窟础之难中，莫题对拓跋珪怀有二心，曾给拓跋窟础送去一支箭，把拓跋珪比作是三岁的小牛犊，虽然后来莫题一直对拓跋珪忠心耿耿，在柏肆之战后，正是莫题制止了拓跋顺另立中央的企图，但是，拓跋珪却一直不能原谅他。当莫题接受诏书后，父子相对而泣，然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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