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吏治问题。北方边镇问题与整个北魏官场风气、社会风气的败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充斥于北方边镇内部的种种黑暗其实就是整个腐败的北魏官场的缩影。孝文帝去世后，北魏官场迅速腐化堕落，前有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祥以及宣武帝心腹茹皓等人的招权纳贿、贪婪荒淫，中有宣武帝亲信元晖、卢昶的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再有宣武帝弟弟京兆王元愉骄奢贪纵、横行不法，可以说宣武帝一朝北魏官场以及腐败，到了胡太后听政后，她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整顿吏治的办法，其所实施的宽政和平衡这两条巩固自己地位的策略，虽然在她自己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丝毫没有让这一局面并没有得到改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在逐渐恶化。河间王元琛是孝文帝的叔父齐郡王元简的儿子，是胡太后的堂叔父辈，此人从小聪慧，深得堂兄孝文帝的喜爱，宣武帝时被拜为定州刺史。元琛的妃子就是宣武帝高皇后的妹妹，他仗恃着朝中有人庇护，贪得无厌，收受大量贿赂，等到胡太后暗害了高太后以后，她也将元琛召回京师。胡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任职，除了没把中山的宫殿带来，将定州搜刮殆尽，岂能再行委任？”其实，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他们不害怕下属贪污腐化，害怕的是下属有野心，下属有把柄在自己手上，随时都能拿出来治罪，因此，高级官吏的惩处往往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胡太后免去元琛的官职，说得是冠冕堂皇，但是，她自己的亲信也个个贪婪成性，她岂能不知？怎不追究？元琛被免主要是因为他是高氏家族的人，至于经济问题还在其次。但是，元琛此人脑子却非常灵活，当时孝明帝刚刚到读书年龄，元琛献上了金字的《孝经》，可是孝明帝毕竟年纪太小，无济于事。元琛百般无奈之下，竟然以宗室贵族屈尊甘当宦官刘腾的干儿子，还给刘腾送上巨额财物。刘腾多次在胡太后面前给元琛求情，终于，胡太后同意任命其为都官尚书，后又出任秦州刺史。元琛恶习难改，他背靠刘腾这颗大树，又是大肆聚敛，正巧，遇到东益州和南秦州氐人叛乱，他又被委任为行台、都督，一朝大权在握，元琛既贪婪又残暴，百姓将其视为虎狼。原扬州刺史李崇也非常贪婪、吝啬，当时北魏一直非常强盛，前来进贡的东西各国使臣接二连三，北魏政府又在洛阳城南设立互市，因此，宫内府库充盈。胡太后曾经驾临丝绸仓库，下令让从行的一百多名王公大臣、嫔妃公主们能拿多少就可以拿多少，拿得少的也搬走了上百匹。时任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的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却因为拿的丝绸过重以至于摔倒在地，李崇摔坏了腰，元融扭伤了脚，胡太后下令把二人所取的丝绸夺回，让他们空手而归，引起群人的讥笑。元融的父亲元彬原本与长兄元英同为文成帝弟弟南安王拓跋桢的儿子，因拓跋桢的弟弟章武王拓跋太洛死后无子，孝文帝就以元彬过继给拓跋太洛为子，从辈分上讲，元融是胡太后的堂叔父辈。《资治通鉴》称元融是拓跋太洛的儿子，错误；《魏书》本传称其“仪貌壮丽，衣冠甚伟，性通率，有豪气”。只有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胡太后见状询问，崔光说道：“臣有两只手，只能拿两匹。”众人听了，都面露愧色。吏治的腐败导致不少人假冒他人军功或者夸大军功得到升迁，尚书左丞卢同（卢玄族孙）主管吏部后，重新复核过去的档案，排查出了三百余名非法升迁的人，他上书建议：“将吏部和中兵部的记功薄对照核实后，一式两份，分别存在吏部和中兵部。以后，军中斩首数量够晋升一级时，要求行台军司给立功人员发放证明书，也一式两份，一半交给将士，一半送交门下省，以杜绝投机取巧。”由此，御史中尉元匡请求将宣武帝以来所有官员的晋升档案全部调出，重新核查一遍，胡太后表示同意，但元匡的冤家任城王元澄再度提出反对，他说：“国家的法律最忌讳繁琐严苛，治理国家崇尚的是简单明了。御史可以仅凭传闻就可以追究一个人，如果他们听说哪个人的晋升存在问题的话，即可查验该人的有关档案资料，依法处理。岂能将这么多年来那么多档案全部搬出来清查？这样去寻找别人的罪过，谁能受得了？”胡太后这才打消了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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