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却辜负了这种信任，刘洁逆案之后，自恃皇帝的宠任，专制朝权，做事任性，急躁冒进，甚至收受贿赂，聚敛财富。随着大批鲜卑官员被解职，各地留下许多任缺，崔浩加紧征召士人为官，直接任命他所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的士人几十人做各地郡守。太子拓跋晃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州郡官入选的，他们担任副职已经很久了，辛勤劳苦却一直没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作郡县守令，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该由经历过世面、有经验的人来担当。”崔浩傲慢地拒绝太子提出的正确的折中意见，直接把这些人送到领导岗位。当时任职东宫，与崔浩一同编史的高允叹息说：“崔公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为了满足自己未必正确的私心而同长官对抗争胜，他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汉化方向是正确的，拓跋焘和他都明白，但崔浩制定的政策太过偏颇，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打击一大片，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况且当时鲜卑帝国仍处在相对野蛮的状态下，矛盾必将爆发，编修国史一事终于将他送上断头台。

为加强文治，北魏朝廷开始修史，拓跋焘任命崔浩兼管秘书事务，让他和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指示他们要根据事实撰写。崔浩以前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书经》，当然他是基于高门士族的立场去注释经典，随意的曲解孔孟本意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情乖巧、奸佞，很受崔浩宠信，他们一面奉承崔浩，上表请求皇帝让崔浩继续注释《礼传》，让全国学习，并建议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来显示作者崔浩的秉笔直书。高允听说这件事后，不无担心得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差错，恐怕就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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