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正是成千上万中国年青人失去学业被连锅端去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正是这些孩子渐渐长大开始为自己的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发愁的时候；也正是他们的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回城.升学.找工作绞尽脑汁儿，甚至留下伤心一页的时候，我在父母亲的竭力爱护下，成了中国当时极少数的幸运儿，在人间堂杭州走着当兵入党提干三步曲。一九七四年也是非林彪派系将领翻身以后处理整治林彪派系干部在军中的子女最凶狠的一年，当时的空军丨党丨委有明文规定，凡是进学习班接受审查的干部的子女无论何种情况不准入党提干，一律转业复员，北京上海不能进市区安排工作。贺德全的儿子铁军被强制复员后，安置在北京远郊区怀柔县林场，铁军是个本分的孩子，一九九四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在林场度过二十个春夏秋冬了。周宇驰的一对儿女向阳.向红复员后不仅没工作，可能连生活都困难。杨彩章在林彪问题上只沾了一点边，宏宾.宏军被勒令停飞，不久复员回京安排在远郊区。什么事儿都是一报还一报，看样子对子女也是一样。

我当年所在的空军机动八大队是空军的王牌机务工程大队，经过这个大队维修保养的战斗机很少出飞行事故，《林彪九一三事件》后这个大队被逐步化整为零，我的成长也出现了插曲。。整个大队人才济济卧虎藏龙，有位梁付大队长好像还毕业于名牌大学，还有一大批“老三届”湖南籍战士，许多都德才兼备，尹德利后来还当上了地区的教委主任，我同他们四年朝夕相处，受益匪浅。平心而论我当时在其中确实显不出有多大的才干，只不过有块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的牌子，同他们竞争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入党提干，粥少僧多，总有喝不上的。可以说入党提干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年青人的最高梦想，为此我每天寝食难安。经过四年的努力和忍耐，中队党支部终于发展我入党了，为实现这个梦想，我打扫了好几年厕所，不得不暂停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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