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在变法的名义下独揽大权。蔡京仿照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的办法，在尚书省设置讲义所，亲任提举，这很像是在中央政治局之上成立了一个什么领导小组，真正大权独揽了。然后，又为去世的变法功臣绘像，将王安石配享孔庙，追封为王，做出一副变法“继承人”的架势。这时，许多反对变法的人们已经看出来，蔡京的变法和王安石的变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惜，那个时候就没有卖后悔药的。

十、不择手段打击守旧力量，将政治斗争上升为斗争政治。蔡京上台，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对他有再造之功的司马光，明令禁止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京城任职。然后开始了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影响极为深远、作用极为恶劣的“创新工程”：先是以朝廷名义号召大家上书讨论变法，然后将相应号召上书讨论变法的人根据新旧两种不同观点分为正邪两等，列入正等者升官，列入邪等者贬降。开始形成以司马光为首的120人的旧党名单，后来又扩大到“为臣不忠”的范围，最终形成309人的大名单，由微宗亲自书写、勒碑刻石，立于全国各地。其中不仅有旧党，还包括了著名的新党领袖章惇。至今，在山西夏县的司马光祖居地，还能看到残碑。在两宋政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以言论罪绝无仅有。

十一、引导宋微宗纵情享乐，将恶斗转变为斗恶。蔡京伴着、帮着、引着微宗玩乐，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地坛）、造延福、筑艮岳。宋朝比较健康的政治斗争终于经过恶斗而演变成为了斗恶——看谁能讨好皇帝、看谁更坏、看谁更不择手段，完全脱离了政治范畴。

就是这样一个恶人，居然混到了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

真的只有这么一个恶人并不怕，问题是他所任用的又能是些什么人呢？

当官吏队伍渐渐由恶人组成的时候，善良人、不恶不善的人、不算太恶的人还能有什么其它出路？

当恶人纷纷飞黄腾达的时候，善良人、不恶不善的人、不算太恶的人都没有了出路的时候，国家和民族还能有什么出路？

中国有句老话：恶人远离。‍‌‌­现­­代­​­‌经济学中归纳过一种现象：恶币驱逐良币。不仅个人需要远离恶人，政治更需要远离恶人。政治如果不能远离恶人，必定会远离好人。远离了好人的政治，自然会成为恶人政治。恶人政治肯定是最糟糕的政治。好人政治固然有其一厢情愿、不现实之处，但听任恶人政治总不是办法。

宋朝的士大夫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太学生们不惜牺牲、奋起抨击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中国的学子啊，总是冲在社会进步的第一线，不自此时起，最少在东汉末年就开始了。可惜，这些勇敢的学界前辈们这一次有些迟了、来不及了、真的是来不及了、无论如何都来不及了。蔡京终于下台的时候，金兵的马蹄声已经越来越近了。

宋皇朝是中华­‎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又是走向衰落的大拐点。这里之所以拿出将近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展开讨论宋朝政治，就是因为非常有助于同时认识君主政治的优与劣、长与短、好与坏，以尽可能避免偏颇。宋朝这个社会，既有充分的材料可以吹到天上去，也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踩倒脚底下。宋朝政治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一面镜子的两面，而整个宋朝更是一面镜子的两面，对于中华民族，既是伟大的荣耀，又是难堪的耻辱，每一回顾都不仅心生自豪又黯然神伤，由不得就会多说两句。实在是说多了，打住。

日期：2009-09-30 21:02:37

42、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在宋朝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拐点

宋皇朝被打造成为一个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攻破的堡垒，自然就只能从外部攻破了。

在辽金夏长期轮番进攻的基础上，宋皇朝于1279年被蒙古民族长达44年的全面侵略战争推翻。

似曾见到过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南宋皇朝坚持了一场长达44年的长期抗战。这话怕是说反了，不是南宋皇朝坚持了44年的长期抗战，而是蒙古民族坚持了44年的长期侵略。这场战争长达44年的主要原因，不是南宋抵抗的顽强性，而是蒙古侵略的间歇性。其中主要的有：蒙古皇子曲出死，停歇4年；窝阔台汗死，停歇12年；蒙哥汗死，停歇3年。此外的原因，就是韩世忠、岳飞为代表的官方抵抗；太行山八字军为代表的民间自发抵抗；还有地域广阔足够大的纵深、任何人都无法一口吞下去等。至于朝廷的抵抗，实在令后人羞于启齿。

因为，直至亡国灭种的最后关头，宋朝统治者在政治上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守内虚外这个基本国策。我们从朝廷对待文天祥的态度中可以异常明白地看到这一点。

文天祥是南宋理宗年间的状元，因得罪权臣贾似道，37岁便致仕回到江西老家赋闲。蒙古骑兵最后一次大举进攻的时候，南宋朝廷迫不得已下诏各地勤王。《续资治通鉴》颇为生动地记叙了文天祥不计朝廷之前嫌而奋起兴兵勤王的过程：

勤王诏至赣，天祥捧之涕泣，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山蛮，有众万人，遂入卫。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分三路进攻），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馀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抑损，尽以家资为军费。每与宾客、僚佐语及时事，辄抚几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闻者为之感动。

满腔热血的文天祥到达临安，立即向朝廷上疏，提出了一条战略性的意见。他指出：

本朝惩五季（代）之乱，削籓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乃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而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这一建议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真正切实可行。七百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民国政府高级将领陈诚也曾经向蒋介石提出过类似建议：

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

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民国政府确实曾经把全国分为这样若干个战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身份就同时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这一方略的合理之处最少有二：

一、和平时期国家行政区划是根据行政的、经济的需要而渐次形成的，一般不会、也不可能根据战争的需要划分；当整个国家将会成为一个抗敌战场的时候，就必须根据战争需要调整区划。否则，旧的行政区划就会成为自己的羁绊，又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

二、和平时期集中兵权是可以的或是必要的，当敌寇全面入侵的时候必须适当下放兵权。否则，就是自缚手脚。

这一方略的核心是将兵权下放到战区，没有以民族为重、以国家为重的胸怀，是办不到的。

文天祥虽然是标准的儒生，且绝不可看作腐儒，这个状元还真不是徒有其名，不仅写的一手好文章，不仅有高尚的民族气节，还有如此切实可行的战略思想。

但是，这一方略的前提是改变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改变集权的兵制，这就等于要朝廷冒着被自己人推翻的危险去抵御外敌进攻。这笔帐，宋朝的君主们早就算过了，还是很清楚的。

可以想见，文天祥自江西至浙江，沿途一定是热血沸腾、反复考虑这个意见。结果，不了了之。

文天祥可能想不到的、可能永远也没有知道的是，他被俘虏后，南宋朝廷立即采取了两条针对性措施：

遣散了文天祥从江西带来的勤王军队；

撤销了文天祥的一切职务。

南宋的君主们啊，实在是对不起文天祥，实在是寒了天下士子的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