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像王安石、包拯那样“蠢”的是极少数，像蔡京、和绅那样“精明”的也不多，多数有幸为官者都是两种想法并存：一则，想办几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以青史留名，有些人实在想不出该办什么，便修个塔、盖座楼，就是为此。再则，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也得捞点银子，回家置地盖房，为子孙后代考虑。

君主如果彻底反贪贿，就是只许官吏利国利民、不许官吏利自己利子孙，这种官还有多少人愿意来当就成为问题了。古代交通通讯都不方便，抛家舍业，长年在外，是很辛苦的事情。偏远小县长期没人去当县官的现象，历朝都有，就是因为实在无利可图，而不是因为没有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可办。

所以，君主在制度设置上必须为官吏留下以权力致富的条件。自北齐以来就有十恶不赦的大罪，其中并没有列入贪污受贿一项。就是说，只有反对皇帝才是十恶不赦，从老百姓头上弄俩钱花花并不是十恶不赦。此后历代相沿，没有哪一个朝代、也没有哪一个皇帝会把贪污受贿加进去。大家都知道不能加，也就是说，皇帝都知道在制度设置上必须为官吏留下非法的以权力致富的条件。

官吏能够以权力致富绝非只有法律制度的条件就可以实现，甚至主要的不是法律制度条件，而是郡县制、官制、田制、官营经济体制、儒家思想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架构的综合结果。这些制度在技术上存在一个共同特征：既可为公、也可为私；就看权为谁所用、利为谁所谋了。自古以来，历代朝廷都重视对官吏进行一心为公教育，就是为了弥补制度的技术缺陷、防止官吏太不像话了。这一点实在不是一句话能说了的，有机会再做展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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