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最难忘的是学习中国文言文的经历。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选择了“文言文”，这门课只招收懂中文的学生，而教课的老师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中文造诣很高深，但发音还是很成问题，因此，全班混杂着世界各地口音的中文。

我们在文言文边上标上英文注释，在“之乎者也”旁边画上标注。一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厚厚的教科书《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文言文入门》）。我们辩论老庄哲学，分析孔孟之道。老师依然是用启发思考的方式让我理解古人的哲学。我们既学《论语》选句，也学《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也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学》以及孙文的《上李鸿章书》。现在看到当时做的笔记，我还觉得非常可爱。比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里的“由此观之”，我在旁边标注“from this we view it”，在“熟视之”的旁边标上“look at him”。回想当时，我和同学们经常用英文激烈辩论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既学习西方哲学，也学习中国东方古代哲学。主客两分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主客浑沌或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总体世界观而言，西方哲学侧重“天人之别”，中国哲学侧重“天人合一”。了解中西方文化，开拓了我的视野，这对于成为一个“融会中西”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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