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对政治设施实际负责的唐高宗，却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来找自己，或者面陈或者上“封事”议论朝政，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可以理解为对君权过轻的一种不满，也可理解为对长孙无忌的施政有不满，因为臣下议论事情，虽然往往是采取对皇帝进行劝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针对宫闱私事的批评，否则实际受到伤害的总会是长孙无忌，因为作决定的实际是长孙。就以景宣议论修长安城来说，虽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没有触怒长孙为首的政府呢，因为作出修长安城决定的只会是长孙和他手下的官员。景宣批评政府修长安城的举措忽视了皇帝的健康，虽然话说得比较难听，其动机我想高宗还是很领情的，这也是政府要求惩处他而高宗给予庇护的原因吧。他宁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说辞，也不愿意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寂寞无垠的空间里，沉默而浩瀚，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逝于虚空。

群臣意见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几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挥洒空间日益局限，后宫生活也同样不如意，永徽五年，发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后母舅柳奭惶惧自请辞相，李治于是想把心爱的女人武昭仪立为皇后。这并不容易，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加之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但如果能得到神通广大的国舅的同意，他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于是，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他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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