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高宗末年武后执政，情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要提到永隆二年著名的《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进士科加试“杂文”，明经则加试“贴经”，即从经文中摘选成句，用纸糊住几个字，让考生填空。此后帖经渐渐成为明经科录取的主要标准，经义降到了次要地位，考核士子对经文的理解能力让位于单纯的死记硬背经文词句。明经和进士科的难易程度逐步拉开，以致明经出身者为世所轻。而学校主要讲解儒家经义，既不适合进士科，明经科也用不上，与科举考试脱钩，社会需求便大大减少。而武后临朝，祠明堂，拜洛水，封嵩岳，搞了一系列庆典，每次都从国子监选取学生充当斋郎随行，入选者只要充当一次斋郎便可以马上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甚至立刻授与官职，免去读经和考试之劳。[13] 既然不必熟读经文就可以得官，学生自然无心向学，不再以经学为意了。除了有意煽动学生厌学情绪，武后还在教学师资上做手脚。原本在中央官学执教的祭酒博士都是鸿儒名家，为世所重，武皇称帝之后专派武氏诸王及各位驸马担任国子监祭酒，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谈风花雪月还行，给学生讲解儒家经典没得给人笑死，“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 一来没动机学习，二来也学不到东西，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也就不足为怪了。二十年间，学校堕废，儒学低迷，武周末期大臣韦嗣立上书指出情况的严重性要求改善：“国家自永淳（公元682年）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倖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 ？”[14]武皇微笑，顺手就把奏章放一边去，这正是她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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