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樊湖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的“樊国”,只是如此久远的“历史”只能归类于传说。这一地区真正能够进入信史时代,始于西周中期在此建国的“鄂国”。再向前追溯的话,鄂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建制于山西境内的“鄂国”。传说中,当时的鄂侯曾经与西伯侯姬昌一起位列三公,并因向纣王谏言而被杀。其后在西周初年,迁徙至南襄盆地北部,并于西周中期沿随枣走廊一路南迁,最终跨越长江至樊湖地区重新建国。至于说这个“鄂”字,是否与鳄鱼有关,那就见仁见智了。
在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之后,近在咫尺的鄂国也随之覆灭成了为楚国的属地。对于楚国来说,吞并鄂国的意义在于将边界推进到两湖盆地的东边缘,并通过鄂东走廊渗透长江下游。而对于试图反方向操作的孙权来说,在荆州新定,魏、蜀两家还虎视眈眈之时,将都城迁至荆州地界则有利于加强对荆州的统治。然而由于南郡及江夏郡的北部地区,包括襄阳和曾经作为江夏郡治所的“安陆”(今云梦县),都在魏国的控制之下。东吴对能否守住荆州,显然没有经营江东时那么有信心。将政治中心放至江汉平原更是有安全上的隐患。
对于以“地利”立国的江东政权来说,江汉平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天险的保护。刘备当日被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追击至长坂坡的经历,更是让孙吴政权认定,长江才是最有利的屏障。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鄂东南三角区本身也是“两湖盆地”的一部分,鄂州所扼守的是整个盆地区的东大门,也是由东向西入驻两湖地区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将同样有长江天险庇护的鄂东南三角区,经营成为控制荆州的“小江东”,并以与西塞防线近在咫尺的鄂县为新都的“武昌”,无论在战略还安全上都不失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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