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即普列汉诺夫组织的“劳动解放社”在学习《资本论》时，联系俄国当时还普遍存在着的农村公社并由此产生了对俄国革命进程的争论，小组有一位成员在1881年2月16日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请教，信中问马克思说：你在《资本论》中所讲得历史必然性，是否适合世界各国？马克思收到信后对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写了四份复信的手稿，1881年3月8日复信说：我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必然发生的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马克思在写这封信时，曾详细地研究了１９世纪时期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他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土地归公社所有，但定期给公社成员之间进行耕种,这种公社所有制保持了公社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房屋、农具等生活资料归公社成员所有。农民习惯劳动组合。这在西欧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得到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很容易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村社内部，通过合作的道路建立集体所有制，建立起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1871—1875年写过一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94年，载有这篇文章的俄文译本《恩格斯论俄国》在俄罗斯公开发行，恩格斯特意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跋，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路大体上是一致的。恩格斯在他的有关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文章中，非常仔细的分析了农村中所存在的“公社”这一财产组织形式，直接了当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能不能利用“村社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明确说：“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但他同时强调：“这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应该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非常精辟的指出了落后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且预见了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和支持的话，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在当今研究俄罗斯转型时，是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其所隐含的思想极其深刻。试想，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苏联，尽管其间也有辉煌，但过了70多年，却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轰然解体倒塌，难道不应该去认真追索恩格斯晚年的告诫吗！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教授面对当时苏联的困境，他多次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思想，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道路曾坦诚的指出：他并不想创建社会发展的任何绝对的模式，所有我写的东西皆源于西欧的经验，不适合运用于其他地区。阿巴尔金教授说：我们却试图建立让所有国家都按其发展的同一种模式，这反映了我们对绝对化的偏好，对现成模式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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