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强调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还会不可避免地引出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相互协调的问题。在正统经济学那里，价格机制可以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必然地达于一致。然而，“囚徒困境”却形象地揭示出，尽管我们可以工具主义地谈论个人决策和个体理性行为，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宏观行为必定也是“理性”的。相反，“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185]。而相互作用的理性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导致理性个体对“社会”与“制度”的需要，因为“私人利益本身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这样，沿着博弈论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自然地发现制度的存在与生成。事实上，正是博弈论的引入，才使得经济学开始从价格制度分析向非价格制度分析拓展和深入，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互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问题，委托—代理和合约关系中的激励和约束问题，经济制度的安排和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等等问题，才成为经济学的活跃领域。简言之，博弈论无可避免地将经济学对个体理性行为的探讨带到了“社会博弈”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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