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在西方思想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并导致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瓦托夫斯基、L•劳丹和希拉里•普特南等科学哲学家通过对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性综合的努力，形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思潮。瓦托夫斯基坚持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并持有非实证主义的理性观念，即认为理性是历史地可变的，理性按其本性是非纯粹的，要求通过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的深刻理解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理性。他指出，科学理性的变化不仅是在科学内和科学思想史内的一种变化，而且也是跟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一种变化；同时理性形式虽是历史地变化的，但在理性的历史中有着被保存的以及不断增加着的核心因素。劳丹则提出了一种解决科学理性的新战略，即建立新的科学理性模型。他认为科学的理性与科学的进步性密切相关，科学并不是因为理性才表现出进步性，而是因为具有进步性才体现出理性，而科学的进步性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增强。因而，科学理性实际上是与科学解决问题的效力密切相关，而科学的目的就在于解决问题，在于获得具有较高解决问题的效力的理论。普特南则主张一种内在可变的理性观点，认为科学是有一套规则、标准或方法的，但不能把它们绝对化、普遍化，因为它们其实是依赖于特定阶段的科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的。同时，放弃理性标准绝对化并意味着放弃理性及“反对方法”，因为“我们使用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来建立一幅‘经验世界’的理论图景，然后，由于这幅图景的发展，我们根据这幅图景来修正我们的合理可接受标准本身，如此不断，以至无穷”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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