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人所熟知，马尔萨斯承认除了“痛苦和邪恶”这个积极的因素和“道德束缚”这个预防的因素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人口的压力，其意思就是要推迟结婚并在婚前实行严格的禁欲：马尔萨斯从不指望在婚后会有自愿的限制家庭规模。在马尔萨斯的后来版本的《论人口》中，他承认道德束缚的确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的自动限制因素，这种因素是从人口增长中自己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相对于每个人都“尽力改善自己的条件”这个同等自然的斯密趋势，他提出了“生育的自然热情”（见布劳格，1978年，第74—5页）。于是，最大的马尔萨斯困难可以说是引起了这样的经验式问题，即已婚的人们当他们考虑应该给这个世界养育多少个小孩时是不是真的做了有理性的精打细算。这样，很清楚的是，经济人的概念就直接地和马尔萨斯学说的确实性以及和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版本的关键问题联系了起来。

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穆勒还是思诺，都没有把经济人的讨论同工人选择工作时非金钱动机的作用联系起来，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册中非凡的第10章里是把这种动机做为工资决定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见布劳格，1978年，第48—50页）。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非金钱动机所关系到的并不仅仅是“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而是包括了甚至在牺牲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人们也要使心理收入最大化这一事实，包括了要减少不确定收入的变化而不只是要使其平均收入最大化，我们就会清楚，要详细地说明经济人的强制性动机比穆勒所想象要更困难。以现代的语言说，甚至要决定对据说经济代理人要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功能提出什么样的争论也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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