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说，英国农业收入的递减被技术进步所抵销，其证据是麦子价格从1818年的高水平稳步下降；从李嘉图去世的1823年到穆勒的《原理》问世的1848年的25年间，不管是每英亩的租金还是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大概都没有上升；在那段时期里实际工资当然是增长了；在英国从1815年至1848年人口的增长比从1793年至1815年的人口增长慢得多。除了关于租金这一点可能有例外之外，所有这些事实在穆勒的《原理》中都认识到了，然而《原理》还是无条件地保留了李嘉图体系。穆勒做为李嘉图经济学的忠实维护者，最主要地不是由于他忽视了李嘉图的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而是由于他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免疫战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战略是，一旦在假设其他不变的条件中可能包含有什么特定内容，他就把这些内容抛掉。

回顾李嘉图自己对待时间期限的模糊态度，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困难。时间期限是李嘉图体系中基本的长期作用力所要求的，他断言长期作用力支配了特定的短期的、相反作用的影响。据说农业历史地受到收入递减规律的支配，因为技术进步只可望能延缓生产食物上升成本的影响，而不能永远地克服肥沃土地的稀缺；李嘉图甚至进一步认为地主没有在食物生产中引进技术改良的个人刺激力。类似地，李嘉图承认工人会及时地比消费农产品更多地消费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上升的生产食物成本不一定会导至实际工资的上升和抑制利润。最后，工人可能也会开始进行“道德限制”，允许资本积累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这会再次突破已经固定下来的“静态”。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让步：李嘉图没有理论来解释技术进步、一般工人家计开支中的构成变化以及控制家庭规模的安排。然而，说李嘉图的趋向论述指的是有条件的预言，可以用事件进程可信地对这种预言进行证伪，这也许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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