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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29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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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一位经济学家,是由于有关规模经济的令人非信不可的经验证据使得他信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吗?因此,也许根本不是经济争论使得经济学家转向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生产资料私有制经常遭到人们有用心地组织的攻击或对其正确性的证明,但是我们能够高估或低估一系列公认的经济学教条而不会遇到人们这样对待我们。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分散的决策体系具有节省信息的优点,但是兰格和勒奈很久以前就证明,公有制可以和一个“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体系优点结合起来。还有一种经济观点,认为私有制同在原子论的竞争体制下向着技术动力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有关,但是这些观点必然是针对与上述趋势类似的向着周期性衰退发展的内在趋势,更不用说是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数额的不相等了。然而,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基本联系还很少得到讨论,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为避免尴尬而不愿承认真正藏在他们对私有制比对公有制有更大的偏好的背后的是一个在政治理论中的确定的论证。①琼•罗宾逊在一页奇迹般简洁的论述中击中要害地说(见罗宾逊1962年,第138—9页):

经过凯恩斯的修正办法修补之后,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上去是最好的”,在这基础上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是可能的。或不管怎么样它也不是太坏,而且要改变它是痛苦的。总之,我们的制度是我们所有过的最好的制度。或者采取熊彼特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顽固的路线是可能的。这个制度是野蛮的、不公正的、动荡的,但是它分发了物品,而且不管你怎么咒骂它,这些物品正是你想要的。或者,在承认它的不足时要从政治基础上为它辩护——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在其他制度中发展不起来,并且没有这个制度民主就不复存在。在今天这个时代所不可能的是以新古典的风格把它做为一个能精细地自我调节的机制来维护,无论如何那只能留给制度本身来生产最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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