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正是以此为起点进而研究资本、赋税、国家、对外贸易等具体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斯密对价值问题的提出,反映了经济学的研究在其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在斯密之前,配第及其后继者的著作都是从人口、国家等总体开始,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才涉及到分工、价值等抽象的一般关系。而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以分工这种一般关系作为分析的起点,而且把价值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明确提出来,进行专门而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各种经济问题、经济关系,从而把政治经济学发展为某种整体。这就决定了以斯密为起点的李嘉图理论体系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这更充分地显现出以价值这种抽象范畴为起点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总结了古典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上两种发展历程,注意到李嘉图方法的科学性和缺乏中介环节的重大缺陷,提出了不同于研究方法的叙述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规定性简单的抽象范畴上升到规定性较多的具体范畴,直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范畴;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联系表现为,用前面已经阐明的抽象的规定性去解释后面尚待阐明的比较具体的规定性,然后再用这个已经阐明的比较具体的规定性去解释后面尚待阐明的更为具体的规定性,依此循序渐进,直到说明所应考察的具体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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