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没有一个适当的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它的个人主义的福利观发展到最后，就只能以“帕累托效率”来评价社会福利，而要达到这种效率，在某些人得到改善时，就不能允许任何人受到哪怕是一点点损害。表面上看，这种福利准则是没有社会偏向的：它要保证任何人都得益。但是它却给人们造成了社会选择的难题：如果不考虑历史上给定的初始条件，我们可以有无限多个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而要从一个“帕累托效率”资源配置状态变为另一个，就总会使某些人通过使别人变坏而变得更好。坚持“帕累托效率”的福利标准，使我们无法在不同的“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间进行选择，从而也不敢对任何人表示出倾向性。

几乎任何人都明白，现实的经济政策一般都涉及到要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以增进另一些人的利益。“经济自由主义的始祖”亚当·斯密就从来没有拘泥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那种福利标准，他主张一种有社会偏向的福利标准。用当代经济学的时髦语言说，他要在那许多个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中，挑选出特别有利于中下阶层的劳动人民的特定的资源配置来——这就是他的生产劳动学说的真正目的。如果我们真要通过经济政策来贯彻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我们就必须设法将更多的资源吸引到物质产品生产、特别是制造业中来，而我们前边的分析已经说明，这最终要求减少某些富翁和权贵集团的财产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财产权力的再分配哪怕是打着经济自由化招牌的权力的再分配。斯密本人其实很清楚这一点。在他看来，大地主的收入通常用于供养仆役，富商的收入也大都用来养活这些不生产的人；封建政府在这方面的浪费更是超过私人（Smith，上册306、318页）。以斯密对人性的洞见，他不会不知道，如果没有对这些社会上层的权力和财富的某种限制，是不可能改变这样的支出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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