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观方面：⑴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譬如说老板工作，缺乏合适的激励机制，工人的工作努力不是最佳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十分清楚的是，象法庭、监狱和强迫劳动等这类设计有时被用来对付劳动者和管理者，所以可以断定，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面临着激励机制缺乏的问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可能不是很高，劳动生产率可能非常低。

⑵由于激励机制的缺乏，为了榨取剩余劳动，资本家必须尽可能严密地监督工人的工作。在管理文献中，一个监督者最有效的监督范围被认为是监视3~10个工人，而在较低水平上的日常管理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最佳比例被认为是1：30。按照这样的比例，一个有4000人的工厂就会有11个管理层次，监督成本十分巨大。在国家主义社会中，除了企业内部必须支付的监督成本外，由于等级制的管理企业结构，还须加上企业外部的监督成本即监视企业活动的成本。

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当局对创新活动的推动力是很弱的，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首先是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工人被当作工具来对待，而创新活动被认为是管理层的事，所以虽然设立了对创新的奖励，其作用被证明不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是创新的收益归“他们”所有，为什么“我们”要为此操心？最后，作为工人和管理层通常的中介的工头有充分的理由蔑视在他管理下的工人的创新才能，创新是危险的和不受欢迎的，因为创新可能破坏了现存的地位和权力的均衡。在国家主义企业中，创新的推动力同样是十分微弱的。科尔内观察到，企业既没有生产新产品的动机，也没有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因为这对它们无利可图。由于新形成的生产能力立刻就被政府纳入第二年的生产计划之中，较高的生产能力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责任，除非中央当局从外部强迫企业采取新技术，企业本身没有创新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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