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中国政府正在陷入到一种难以自拔的两难陷阱中：选择对跨国公司更加依从的策略将导致民众对政府管治正当性的质疑、进而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并而形成对政府管治的抗拒；选择对跨国公司强硬的策略将导致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来说，出口产品遭到限制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的衰竭、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率激增和社会动乱。这种由于丧失经济自主性而导致的两难将成为中国政府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

经济自主性困境与管治正当性困境具有耦合的效应。一方面，经济自主性困境可能引发管治正当性困境。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外资（跨国公司）的过于依赖可能产生“在经济上逐步沦为发达国家经济附庸”的后果，这是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任何一个企图借助于跨国公司实现经济发展的不发达国家所必然面对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政府管治方面的延伸表现为：逐渐失去控制本国经济能力、越来越倚重跨国公司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政府，需要满足跨国公司日益强烈地保护其自身利益的要求，然而这种维护跨国垄断资本（跨国公司）利益的要求与政府维护民族共同利益的责任（管治正当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冲突——陷入这种冲突之中的政府必然面对由经济自主性困境而引发的管治正当性困境。另一方面，管治正当性困境也可能进一步激化经济自主性困境。如果陷入管治正当性困境的政府选择“以经济利益为诱饵、换取发达国家政府对其压制人权行为漠视”的做法，那么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仅由于廉价出让国家利益而进一步加剧政府的管治正当性困境，而且也由于为了博取发达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政治认同而被迫放弃对本国经济的自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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