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去世，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凄风苦雨，大厦已是摇摇欲坠。李鸿章曾对自己作如下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的死敌、维新派人士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局限在于对制度改革缺乏认识和决心，“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梁启超因此说：“吾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

李鸿章临终前一日，俄国公使还逼他在条约上签字。他呈慈禧太后《绝命诗》一首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言辞凄惨，若秋风落叶。

跟恩师曾国藩一样，他倾毕生之才智没有能够拯救这个给他带来无上荣耀和漫天耻辱的帝国。学者刘广京在《剑桥中国史》中对他的基本判断是：“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同外国人的所有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遥想59年前的1842年夏天，风华正茂的安徽才子李鸿章弱冠赴京。是年，中英《南京条约》刚刚签署，少年李鸿章心忧国难，做《入都》一阕，诗内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时传诵京城。①然而，在其后的将近一个甲子里，他却连续签下《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及《辛丑条约》，成了人人唾弃的“卖国第一人”。1979年版的《辞海》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造化弄人，竟可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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