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细研天津纱厂的资本结构则非常之有趣。以规模最大的四家纱厂华新、恒源、裕元和裕大为例,其25个大股东竟有23个是民国政府的重量级要员。其中,有三个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和曹锟,两个政府总理段祺瑞和龚心湛,五个内阁总长和次长鲍贵卿、曹汝霖、王克敏、王楫唐和徐世章,四个省长或省督军张作霖、陈光远、倪嗣冲和田中玉,其余不是部长就是次长。这些人以官僚或军阀之身,组成一群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投注实业,攫取暴利,实在已难分公私。这些纱厂在经济高涨期当然顺风顺水,成长迅猛,而到了经济危机关口却毫无竞争力,到30年代初,四大纱厂已有三家落入日本商人之手。
1915作为抵抗的商业(5)
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钨的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面粉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还有一个有利的事情是,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 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 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1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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